一日為威權服務，未來要用多少日贖罪？
近日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坦承自己曾在威權統治時期擔任過「線民」，因而宣布退黨宣言，這樣的爭議也凸顯了轉型正義的艱難——曾經擔任過「加害者」，到底要用多少時間與行動彌補過錯？
轉型正義兩大經典案例：德國與南非，就在這個議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。
起初德國轉型正義並不順利，由於一開始審判只處理高階軍官，中下階級的軍官與其他德國人民都認為「屠殺猶太人不是我的錯」，但在奧斯威辛大審判中翻轉了這個念頭。
雖然被審判的人都認為自己只是聽從命令的無害角色，法庭則以 ＃服從即是有罪 的概念進行審判，在審判過程中也引起了許多爭辯，德國人民逐漸認知「幾乎所有人都處在共犯結構中」。
即使到近幾年，仍有高齡80、90歲的前軍官受判刑而入獄，顯現出德國在轉型正義上的立場，不管過了幾年，都會持續以司法審判找出大屠殺的共犯、還給受害者公平正義。
如果說德國是以司法追溯每個加害者的責任，南非則是訴求找出過去的真相。
為了得到當時受害者的完整際遇，南非政府以特赦、不清算、不報復作為交換，讓加害者願意在法庭上據實以告，不會因爲害怕刑責而有所保留。當然這樣的做法也引起大眾爭議，「憑什麼這些人只要說出真相，就可以免除刑責？」
但南非政府的態度也很明確，特赦申請有一定的條件，且對於南非來講，轉型正義的核心精神是 ＃促進國家團結與和解＃用特赦換真相＃用真相換和解，南非人民也逐漸接受此一精神，選擇探尋真相、而非追究個人責任。
兩個國家截然不同的做法，並不表示誰的做法比較好，近日黃國書的事件也使我們不得不思考，究竟我們打算怎麼面對加害者的責任。
許多威權時期的檔案至今仍未公布，受害者無法得知自己為何被監控、威權政府如何「評價」自己，想要找出檔案卻是處處受阻撓。
不公布檔案、加害者不願說出過往，曖昧不清的態度下，我們無從得知歷史的真相——白色恐怖死了多少人？牽連了多少家庭？加害者如何建立體系鞏固威權運作？
更重要的是，無從阻止威權會不會再回來
📌探尋台灣本土故事，重返被噤聲的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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