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代，臺灣文學作家陳映真、李作成、吳耀忠、陳述孔、丘延亮等人，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「破四舊」觀念的影響，祕密集結同志，利用日本駐台大使館的外交郵件，進口左派書籍、在讀書會上傳閱。
而後此事遭到告發，政府指控這群人組織民主台灣聯盟，以「預備顛覆政府」罪名，逮捕36人，並分別處以刑期不等的徒刑，史稱 ＃民主台灣聯盟事件，是 ＃戰後台灣文學界波及人數最多的政治迫害事件。
而告發他們的正是與陳映真等人關係緊密的《聯合報》記者楊蔚，也是知名台灣文學作家季季的前夫，對於陳映真等人來講，告發人不是別人，竟是最靠近的自己人。
季季得知此事後內心萬分痛苦，更寫下了《行走的樹：追懷我與「民主台灣聯盟」案的時代》一書，記錄了事件相關人的相處側寫，季季更在書寫時哭了好幾回，「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︰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，以及被扭曲了的愛，被扭曲了的理想。」
事件過後陳映真從沒寫過任何關於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文章，陳映真在看到《行走的樹》一書後，曾向季季說他會寫一篇文章回應。但不久後陳映真就中風，一直到陳映真過世，季季始終沒能知道陳映真如何看待那段往事、如何看待她。
事件中的相關人之一的丘延亮，定讞後被分派到景美看守所，並擔任外役圖書管理員，任職中更結識了大力水手事件的柏楊，當時的受難者都稱柏楊為「館長」、丘延亮為「副館長」。
事件發生時丘延亮時為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學生，因入獄遭退學，出獄後申請復學遭拒；1983及1988年完成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初稿，申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也被以政治理由拒絕。
丘延亮憶起事件時，他甚至這麼說：「我覺得我應該被關！」他認為國民黨沒有冤枉他，他真的想搞「叛亂組織」，只是沒搞出什麼東西出來，這是一場政治鬥爭，圍繞著所有政治犯的，也都是一場場的政治鬥爭。
有許多我們熟悉的白色恐怖事件是無辜被遣扯進去的冤案、或是做了小事卻被大放解讀的案件，但在民主台灣聯盟事件中，可以看出當事人閱讀左派書籍是帶有目的性的。
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人被清肅就是對的，各式各樣的思想價值觀都是個人的基本權利，政治犯只是「想的與政府不一樣」，當局逮捕這些政治犯只是恐懼政權遭到動搖。
不論當時的政府以多嚴厲的恐怖統治控制大眾的思想，仍有人試圖突破高牆，透過縫隙看見更遼闊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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